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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上,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两颗巨星之后最辉煌的明星。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下了数量上占唐代诗人第 一 位的二千八百多首诗,且其中不乏至今脍炙人口的名诗佳句,还因为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了现实主义诗歌运动——新乐府运动。他的至今还有巨大参考价值的现实主义诗论,对这一运动起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这是白居易的独特贡献。

  关于白居易现实主义诗论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名言,他的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诗歌是现实的反映的文学观点,人们已讲得很多,研究得很深了。这里只是就《与元九书》及白居易的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诗论中的矛盾与得失谈一点肤浅的体会。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人明确地把为君和为民放在一起。诗人的这种观点,与他的儒家正统思想是分不开的。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复杂的,历来的评论家早 已 指出,他的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由于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 , 社会地位以及生活实践,儒家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爱国爱民的—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独善的一面,白居易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 (《与元九书》)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这种思想,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便不可能不是为君、为统治者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道家、法家之流是一贯反对文学艺术的,他们对文学艺术深恶痛绝,恨不得毁灭得干干净净。而儒家,从它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开始,一直提倡文学,因为文学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 阳货》),可以 “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毛诗序》)。说到底,就是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服务。白居易当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说:“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育,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育、华声、实义” (《与无九书》)。诗人很清楚诗歌的特征:它具有感化作用,能帮助统治阶级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还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诗人认为,诗歌只要“经之以六义,纬之以五音”,就可以沟通统治者和人民的感情和关系,就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这样,社会矛盾得到调和,于是 “上下交相,内外胥悦” (《策材六十九》),统治者可以垂拱而理,稳坐金銮殿了。为了“上下交和,内外胥悦”,让统治者垂袖而治,白居易不但提出为君而作,还相应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积极建议组织采诗,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做到 “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政有毫发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锱铢之失,上必闻也” (《策材六十九》),不再使皇帝耳目闭塞,被小人包围,成为昏庸之君。他在《新乐府采诗官》一诗里说得很深刻:“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队,君耳难闻堂上言,君眼不见门前事。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白居易的忠君、为君之心,是十分明显的。我们无须为他的现实主义诗论讳言,不应该因为他写下那么多深刻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讽喻诗就只讲他为人民的 一 面,而恶视了或故 逃 避了他为君的—面。

  但是,白居易毕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儒家正统思想中也有爱民的一面。他不会忘记自己少年时期因家贫,父亲早死而尝到的艰难生活的滋味,他也不会忘记自己青年时期在颠沛流离中看到的人民痛苦,听到他们在重压下发出的呻吟。他深切同情人民,一心要为人民说话。在“为君,为民而作”中,他强调的是为民。他勇敢地喊出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寄唐生诗》)、 “但伤民病痛,不知时忌讳” (《伤唐 衢 》)、 “不畏权贵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诗》)。这样自觉地,勇敢地愿做人民的歌喉,唱出人民内心的痛苦,称得上是中国诗史上的第一人。

  在白居易看来,为民与为君是能够统一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诗歌既要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就要真实地反映 民 间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弊端。他认为只要写出了人民的心声,深宫的皇帝就会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了解他们的愿望和要求,从而调整和改良政治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于是乎,“上下交和 ,内外胥悦”了。诗人实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在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根本对立的时代,在统治阶级日益腐朽,国势衰落,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中唐时期,为君与为民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怎么能够统一呢?“救济人病,裨事时阙”,“上下交和、内外胥悦”,只是诗人主观上的良好愿望罢了。

  诗人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写下了大量“ 惟 歌生民病”的讽喻诗,用那枝犀利、辛辣 的 笔揭露社会的黑暗,痛斥统治阶级的残暴 、 贪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讽刺的笔一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谴责唐宪宗的奢侈生活:“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 ! ” (《隋提柳》);他痛骂那些官僚和将军的骄奢淫逸:“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 ” (《轻肥》)。他嘲讽卑劣的官吏, “置州太守知不知?—丈毯,千两丝,地不知暖人要暖,少夺人衣做地衣!” (《红线毯》)。至于描写农民疾苦的诗就更多了。《杜陵叟》、《观刈麦》、《卖炭翁》 、《 新丰折臂翁》 、 《陵园妾》、《上阳白发人》等,或为身负苛租杂税重压的农民发出沉重的叹息;或为被宫廷使者抢劫一空的孤苦老人忧伤;有的写出了人民对战争的怨恨,有的唱出了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白白葬送青春、美丽的妇女的悲歌。

  正因为在现实中,为君与为民不能统一,这类诗当然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憎恨。作者自己描述道:“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与元九书》)。在《伤唐衢》之二中,他又说自己的诗使得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于是,他在皇帝面前失宠了。在宦官与旧官僚的勾结打击下,诗人在元和六年被左降为江州司马。诗人心里也明白是自己的诗得罪了权贵者之故,所以他说:“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与元九书》)。这是白居易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光荣。他生活中遭受的这个重大挫折,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他的“为君” 、 “为民”而作是行不通的。 《与元九书》中,有—段有趣的叙述:“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由是增价。”白居易丝毫没有自夸,事实确是这样,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一出,不胫而走,传遍天下。王公、妾妇、牛童、马走雅俗共赏,无不争相传讯。他的许多诗作一千多年来一直为人称道,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它们有极高的艺术性。

  但是白居易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与元九书》)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不统一的现象呢?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个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完美地统一的问题。大凡一个优秀诗人,他的诗能够得以流传不灭,他一定是讲究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白居易也一样,他比较注意诗的内容与形式。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又说:“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伟之以五盲,言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 …… ”。他把诗歌写作过程比作植物成长过程,根是感情,苗是语言,花是声韵,果实是实义。这个比喻十分恰切,内容要靠形式表达出来,诗的感情也要靠语言形式表达,语言一定要音韵优美,才能“韵协而 宫 顺,言顺则声易入。”诗人的许多诗按照这样的要求写了,成了不朽的佳作。在内容与形式两者关系中,他坚持把诗的内容放在第—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易。他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真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 …… ”。他提倡质朴、通俗,是为了让诗歌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诗人认为,只要诗歌有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比那些华丽空虚,形式精美的作品强。这种观点在《策材》六十八中表达得很清楚:“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 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诗人的观点,有进步可取的一面,特别是 “自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大历十才子只隔几十年,受大历十才子影响,逃避现实,趋向形式的诗风并未消失,诗人提出 “尚质抑淫,著诚去伪” 的观点,是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在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诗人又比较偏激了些,他强调诗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对艺术形式却显得不太重视。他的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目的是“ 惟 歌生民病,”他满足“篇篇无空文”,至于形式技巧,则“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只求能表达主张就可以了。同样,诗人带着这种比较偏激的标准去衡量自晋、宋以来一直到杜甫的诗歌。由于过分地强调内容,他要求一切诗中都有讽喻,于是,像“余霞散成绮”这类清丽,华美的佳句也因“不知其所讽焉”,而被否定了。甚至,在他这条标准衡量下,连李白,杜甫的诗也不算什么了。“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此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仁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之句,亦不过三、四十苜。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这个评价确乎有点过分了。万博电竞平台刘勰《文 心雕龙 情采》篇中,对文与质有过精僻的论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白居易却忽视了这一点,他过分强调了“质”,在一定程度上把“质”同“文”对立了起来,凡是有“质”的,都是好诗,反之,讲究“文”的,都应去之。当他要求诗为时为事而作时,诗只是成了“补察时政”的手段,他忘记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忘记了思想内容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自然地流露,而不是直霹。生硬地说教。从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也可看出,这种观点妨碍了他的一些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固然,他的讽谕诗不少写得明快尖锐,深刻动人,而且由于他的质朴、通俗,对他诗歌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方面,由于诗人过分追求诗的政治讽刺内容,把写诗当作他作谏官时 “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以上” 的辅助方法,因而使他的一些讽谕诗太直太露,缺少诗味,有些概念化、抽象化,影响了艺术感染力。也许,这便是人们更爱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一些杂律诗的缘故吧。

  白居易重质轻文的观点,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也起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直接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传统,写了大量有份量的讽喻诗,但大多数作品总使人觉得“质”多了些,“文”少了些,比较浅、直。难怪有人批评晚唐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之一杜荀鹤是“诗三百首,唯一联而已”。三百首诗,仅一联佳句,恐是夸张、刻薄了一些,但也反映了他们忽视了文采与技巧的一面。

  不可否认,白居易的诗论对后来的现实主义诗歌写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诗风,有力地影响了当代与后代的诗人,使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白居易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应该看到,他的诗论并非十全十美,也有—些缺陷与局限性,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它的得失,加以批判吸收,这才是我们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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